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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周刊》:中国科幻小说,从小众走向大众

文学与科学,能不能共赢共存?这既需要中国传统文学界的宽容,也需要中国科幻小说家开动自己文字的飞船,向着阿西莫夫、J.G.巴拉德、阿瑟·科拉克这样的科幻大师奋力飞去。

神作《三体3》会不会成为浮云?

中国科幻小说自梁启超、鲁迅给力引入以来,一个世纪的风云变幻,终究是“雷声大雨点小”,尚不如玄幻小说成气候。中国科幻小说草创之初,战乱频仍运动不止,科幻小说要让位给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待得纯文学美人迟暮,各种通俗文学如雨后春笋,科幻小说也只是默默地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爱者自爱,读者自读,如此而已。

直到2010年的年末,刘慈欣“高潮遍体BUG永生”的《三体3·死神永生》在网络上成为热议的焦点,中国科幻小说似乎才有了从小众走上大众历史舞台的可能性。是他黑暗森林的理论触动了我们脆弱的心灵?还是绵延无数个宇宙的伟大爱情让人感动?

在我们的心中流传着这样的疑问:谁是上帝?何为困境?我们都是三体人?

鲁迅的“国际玩笑”

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开始科学幻想的?

最早翻译为中文的科幻小说是梁启超译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另一位重要的先驱则是鲁迅。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月,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小说》。在这本倡导“小说界革命”的杂志上,署名“南海卢籍东译意东越红溪生润文”的《海底旅行》(凡尔纳原著)的科幻小说被分类为科学小说,开始连载。而刚刚留学日本的鲁迅订阅了《新小说》,此时的鲁迅,和大多数热血青年一样,相信的是科学救国论:“工业繁兴,机械为用,文明之影,日印于脑,尘尘相续,遂孕良果。”

在榻榻米上,他一支又一支地抽烟。强国救亡之梦,突然被一本科幻小说点燃了,当时的想法很简单,他觉得科学理论未免太过艰深,还是借由小说的躯壳,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

1903年的秋天,23岁的鲁迅开始翻译《月界旅行》。他并不知道这是凡尔纳的作品,日文译本上误写为查理士·培伦著,鲁迅信以为真,在《月界旅行·辨言》中乃写曰:“培伦者,名查理士,美国硕儒也。学术既覃,理想复富。”

理想是很富裕,可是学术,只是幻想而已。鲁迅抛掷于科幻的一腔热情,换来的只是读者的冷遇。1909年,他和弟弟周作人翻译的《域外小说集》终于出版,收入《月界旅行》和另一篇同为凡尔纳的科幻小说《地底旅行》,可惜书的销路很差,上册印1000册,下册印了500册,而一共卖出的,也不到100册。

原因很简单,鲁迅的文言译文既诘屈聱牙又错误迭出,不说其他,就是作者人名尚且没写对,何况其他?《地底旅行》当时写的作者是“英国威男”,两篇凡尔纳的小说,居然都张冠李戴,这“国际玩笑”开的是不是有点大?

事实上,译者井上勤只翻了《月界旅行》的前半部分,鲁迅也是因错就错。这样一本硬译的书,得不到当时读者的喜爱也是很正常的事,但是它终究为中国的新小说打开了一扇世界的窗口,其文献和历史意义,要远远大于它的文学价值。

科幻小说的历史断裂

1949年前,虽然著名作家老舍也写过《猫城记》这样的科幻小说,但是兵荒马乱之际,科幻小说难敌各种政治小说、乡土文学、都市新潮传奇的夹击已成定局。

1949年后,中国科幻小说曾经迎来过自己发展的春天,其中,最重要的作家是从越南回到祖国、被誉为“中国科幻之父”的郑文光。

1954年,郑文光在《中国少年报》上发表了新中国第一篇科幻小说《从地球到火星》,一时间洛阳纸贵,竟引起北京地区火星观测热潮,人们排着队去建国门的古观象台观看星象的情景完全出乎郑文光的预料,也坚定了他继续写作科幻小说的人生选择——尽管当时写作科幻小说被认为是唯心主义思想而受到批判。

郑文光的小说幻想性和文学性并举,确实开一代小说风气之先。他的作品是自然美丽的散文,而就奇思妙想而言,他的作品中也从不缺乏天马行空的故事。他居然早在1980年就写过描写古生物复活的小说《史前世界》,在《海豚之神》中,主人公探访过海底世界,而在中国第一部科幻长篇小说《飞向人马座》中,3个少年,被一种速度抛出了太阳系……

1998年,郑文光获得中国科幻终身成就奖。

但是中国最畅销的科幻小说家不是郑文光,而是叶永烈。他那本著名的《小灵通漫游未来》自1978年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以来(1961年就已完成),发行量总计逾300万册,至今仍雄踞中国科幻小说销量第一名。

这部科幻畅销书基本上是儿童文学的变体,郑文光的小说有对人类和未来深入的思考,叶永烈的“小灵通”则以细致全面的幻想未来见长,小说中的“飘行车”、人造器官、家用机器人、环幕立体电影、生产蔬果的“农场”……很多在现在已成为现实,也证明了科幻小说绝非痴人说梦。

但是科幻热很快退潮,叶永烈后来的文学转向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科幻小说发展的困境。科幻小说在中国一直处于边缘状态,谈及这一点,《三体》的作者刘慈欣也颇感无奈,他觉得其中历史上的多次断裂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他对记者说:“中国科幻小说发展不连续,它从清末民初就开始出现,但是中间中断过好几次。清末民初科幻的热潮被抗日战争打断,建国之后,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发展环境,又出现了一个科幻热潮,但被‘文革’打断。80年代之后的科幻热潮则因为行政方面的原因也中断了,直到90年代才逐渐恢复起来。每次都从零开始,有时候前辈和后生作者之间还有个继承,你比如80年代和50年代的作者还有个继承,90年代科幻的重新复苏和80年代则一点关系都没有,从作者到创作理念都是全新的。如果每次都从头开始,市场当然不会很成熟。其实你看80年代的科幻热潮,曾经有的书卖出三四万册,我想如果这样的情形一直延续下来,无论是市场上还是作品的质量上,还有读者的成熟度上,它都会高得多。但是它中断了,一中断就将近十年,必然会影响到它的市场和影响力。”

尽管如此,新时期的稳定环境还是给更年轻的一辈作家提供了展示自己的舞台。刘慈欣韩松、王晋康、唐风、姚海军等一大批科幻小说作家逐渐崭露头角,尽管大多数作家都没有大红大紫,但是他们从未放弃过自己的理想。

2010年12月刚刚在世纪文景出版了科幻小说《地铁》的韩松是这一代科幻作家中的代表之一。那是5个地铁奇异事件,在这样一个密闭、虚妄的时空中,韩松书写着人性的阴暗面,尽管牵涉到外星人,但实际上,韩松要写的,不是什么科学幻想,他是在用超现实的方式记录他所看的当代中国。

正如阿来所评价的:“他的小说诡异热烈,独具一格。”

刘慈欣:大悲大悯似佛陀?

和韩松不同,刘慈欣是纯粹的技术流。

他被誉为“中国科幻第一人”。十年间,十次蝉联中国科幻界最具权威的大奖——“中国银河奖”,在中国科幻界,俨然已是独孤求败,高处不胜寒。

可是直到2010年《三体3》这部“神作”网上大热,刘慈欣这个名字才进入大众的视野。当你在《三体3》中见识了刘慈欣笔下宇宙黑暗的真相,你会不会像个孩子一样流泪,并感到焦虑和痛苦?那无比黑暗的世界只表明,刘慈欣是个纯粹的悲观主义者。

有一点点神秘,翻开他的履历,却平淡无奇。

1988年毕业于华北水利水电学院水电工程系,后于中国电力投资公司任高级工程师,工作于山西娘子关火电站。一个在小城市中埋头写作科幻的小说家,多少有一些隐士的风范。刘慈欣对自己的定位就是一个业余作者:“科幻小说作家都是业余的吧,工作当然会对写作产生一些影响,常常把思绪打断,所以业余作者写长篇是挺难的。”

从父亲箱子底下翻出的一本繁体字的《地心游记》而结识科幻,到1999年发表第一篇科幻小说《鲸歌》,刘慈欣的科幻之路起步时并不太顺利。“写作比较早,”刘慈欣回忆,“中学、大学时候写了一部分,但是后来科幻小说陷入低潮了,没有什么发表的机会,然后基本上就中断了。我写作就是为了发表,我不像有些作家,自娱自乐,我的目的性比较强。我写了必须要有人看,没人看,发表不了我就不写了。所以很长时间,十几二十年的时间里,我一个字也没写。其实真正写的时间并不长,断断续续的,中间写过一个长篇,但花的时间并不长。写《鲸歌》的时候是《科幻世界》杂志开始复苏,发行量也上来,市场又好了,所以我又想试一试。”

从《鲸歌》开始,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仿佛决堤之水,一发而不可收。“地球”系列、“太阳”系列、“普通人”系列、“人民战争”系列,乃至已经三卷本的《三体》,一套套大部头轮番轰炸,在科幻迷中激起阵阵涟漪,成为中国科幻小说中的翘楚。《科幻世界》副主编姚海军热情洋溢地评价他的作品:“他的小说渗透了一股对宇宙的敬畏。他写一些技术味道很浓的科幻,但是,骨子里的东西,其实是形而上的。在《朝闻道》中,这种情感表露得最彻底了。也就是有一种哲学上的意味,宗教上的意味。我感到这很不错。刘慈欣总是在悲天悯人,而且是一种大悲大悯,像佛陀。”

这种大悲大悯在新作《三体》中表露无遗。世界末日是《三体》宿命的背景,这为小说中弥漫的黑暗、支离破碎的死亡气息提供了很好的框架支撑:“和外星文明接触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在一个没有道德规则可言的宇宙中,地球文明可能因为与外星文明的接触而产生蜕变,这来自对宇宙深处的恐惧。”

“科盲”没有判断力

刘慈欣的悲观绝望,很大程度上也是读者对现实的悲观绝望——在这压力重重的生活中,人类能否拯救自己?

我们是这茫茫宇宙中孤独的存在吗,就像都市公寓中的一个个孤独的肉体与灵魂?也许是这样一种强烈的新世纪恐惧在科幻小说中找到了发泄的渠道,就让我们在小说中体验一次宇宙的生死,还有人类的卑微。

但我们应该看到,尽管刘慈欣近期大热,中国科幻小说的整体现状仍不容乐观,这一方面有市场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有科幻小说本身文学性薄弱的问题。

有读者认为《三体3》太过破碎,也有人觉得人物过于单薄,小说家、《收获》杂志社编辑叶开就对记者说:“《三体》写得并不细致,这本书并没有让我吃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本书在网上这么红。”刘慈欣也承认科幻小说的文学性比较低,但是他觉得不可否认的是:“科幻小说本身就有自己的审美维度。主流文学把科幻边缘化,不光中国主流文学是这样,全世界都是如此,科幻小说在全世界的文学版图中都是非主流小说。有一次,我们的一个科幻研究生在一个研讨会上问德国汉学家顾彬:您看过中国的科幻小说吗?顾彬说:我德国的科幻小说都没看过。主流文学一般确实比较轻视科幻小说。这是一方面,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说句不好听的,科幻,有些人也看不懂。很多主流文学作家都是‘科盲’群体,他们本身对科学不感兴趣,也不愿意去接触,自然就会轻视科幻小说,这也是造成现在这种状况的一个原因。连小学生都知道的一些基本的科学常识,一些作家居然会不知道,比如‘光年’这个长度单位,有的人会认为这是时间,你让他们读懂科幻岂不是很难?因为我加入作协后看到了一些人,我就明白他们为什么看不懂科幻了。”

文学与科学,能不能共赢共存?这既需要中国传统文学界的宽容,也需要中国科幻小说家开动自己文字的飞船,向着阿西莫夫、J.G.巴拉德、阿瑟·科拉克这样的科幻大师奋力飞去。

注:本文于发表于2011年第6期《新民周刊》,标题为《中国科幻小说:从小众走向大众》,记者:何映宇,转载请注明原作者及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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