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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青报越界求真:韩松的两面

游走于新闻与科幻现实与超现实之间———

韩松的两面

关键词:身份

■用新闻人的眼睛观察社会,用超现实的方式思考现实,同时对世界充满了善意

你或许不知道一本新近出版的小说《地铁》,所以你也不一定知道韩松

就像很多人没太注意,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步入乏力期后,中国的科幻文学创作却异军突起,以刘慈欣为首的一批作家以宏大的想象,对人性、道德、社会现实的极端拷问,让人耳目一新。韩松也是这批非职业作家的代表之一。

好吧,或许这样说显得有些凝重。那么,如果一个人同时拥有现实和超现实的两个世界,这两个世界的反差又是那么不可思议、耐人寻味,你会不会对他感到惊诧、羡慕或是好奇?

1997年美国《新闻周刊》报道这位独特的中国科幻作家时写道:“他白天作为一名记者为新华社工作,晚上写作黑色而寓意深长的小说。”

韩松日常的身份是国家通讯社的记者——不,这样说还不准确。他曾任经济、文教、时政领域的记者,曾任《瞭望东方周刊》的副总编、执行总编,如今是新华社对外新闻部副主任兼中央新闻采访中心副主任、《中国军队》杂志编委。对外新闻部是专门负责将中国的新闻以包括中文在内的多种语言,代表中国政府向国外发布的部门;而中央新闻采访中心,则是专门负责中央领导人、中央机关所有新闻的采访报道的部门。身处国家通讯社两个要害部门领导职位的韩松,无疑置身于中国新闻的最前沿,对这个国家的现实、决策和新闻形象有最直接的了解。人们对于他的想象,大概也离不开严谨、严肃、识大体、顾大局、宣传纪律等等。

但工作之外的韩松却拥有一个奇特的异想世界,当然他不像美国报道中说的那样“晚上写作”,他的夜晚通常容易被繁忙的工作占去,他在早上写作,他起得很早。在一些人根深蒂固的认识里,科幻小说属于儿童文学,在超现实世界中展开故事也仿如做着与现实无关的白日梦。所以像韩松这样的国家通讯社时政部门的领导,写写科幻,也许会被当作有童心的表现。

然而,韩松的科幻小说,莫说少儿,就连成人也未必都能接受。就如很多媒体评论的,他的小说“诡异”、“极端”、“黑暗”、“晦涩”,仿佛一个黑色的深渊,充满着复杂而有象征意味的符号,兼具先锋小说形式与内容的前卫。与他本职工作的严谨务实不同,他的个人写作,放肆、自由、无所顾忌甚至是越界的,就连他自己都说:“写得实在有点过分。”

处于两个极端世界之间的韩松,常常让人对他充满好奇,也常常因为他的身份,让人想在他的作品中解读出更多的含义。

曾在网上论坛里看见“中国科幻第一人”刘慈欣写韩松的文字,称自己写的不过是“二维科幻”,韩松写的是“三维科幻”。当记者在新华社办公室见到几乎被埋在文稿堆里的韩松时,却发现自己看见了一个“三维的韩松”。

他既没有他那类职位让人联想的严肃、优越感,又没有他的小说里那股阴郁、诡异、浓烈的气质。还有第三个韩松,生活中真实的韩松:安静、内敛、认真、诚恳,让人觉得亲切而安心。

他安静地笑着,温和地告诉记者在他的新闻人身份和科幻作品之间并没有那么大的差距:“很多东西我就是直接把平时见到的事情像记日记一样记下来。现实本身比科幻还要科幻。”

之后我明白,他用新闻人的眼睛观察社会,用超现实的方式思考现实,同时对世界充满了善意的关怀。这个“三维”的韩松,不也是我们观察和思考这个时代的一扇窗么?

关键词:科幻

■他自幼内心就有强烈的越界甚至破坏的欲望——黑暗的东西比表面光明的东西更有力量

韩松成为新闻人和科幻作家,或许从他出生就是注定的。

他出生在重庆,父亲是重庆人民广播电台新闻部的主任,这显然对他日后的职业有着先天的影响。然而他与生俱来的看待世界的奇特方式,却让他成为一个科幻作家远远早于成为新闻人。

韩松说,他从小思维就和同龄的孩子不太一样,他迷恋星空,总喜欢看星星。并且,出生于1965年的他,在改革开放之前也就是他13岁之前,对于世界的态度似乎便已大致定型了。韩松很难描述“文革”对他童年的影响,长辈被打倒、父亲被送进五七干校的经历令他印象深刻,但那个童年在他记忆中却无痛苦,是开心好玩的。

他记得自己住的大院子里有防空洞,有一座山,孩子们常在那里玩。很小他就觉得那山有一天会消失,于是写了篇小文,说山上的树全被推倒了,不见了。如今,那片山果然已经不见,全变成了楼房。那篇具有未来性质的小文大概算是韩松的第一篇科幻小说。他没有告诉别人,因为那是属于自己的。他觉得,人有一个世界是要和外界交流的,由语言、目光和行为构成,但是真正的思想只能存在于另一个世界,是写下来的。

可见,他作为科幻作家,只在自己的世界里写作、从不理会别人的想法,从儿时便已定型。

但他从小成绩很好,当着班干部及三好生。这位好学生常常有些不合常规的行为。中学时候老师规定学生每周写周记,作文很好的韩松领着一群同学写,给大家出题,写“澡堂”,大家都写了澡堂里的乌烟瘴气,不过写得隐晦,韩松还描绘得很美,老师没看出来,给了“优”。第二次韩松出的题目是“上厕所”,这就不像话了,老师一气之下停止了全班的周记写作。韩松说自己就是这样,不愿理会别人给他规定的东西。

他会在“中学生喜欢什么书”的问卷上乱编书名,比如《太阳照死猪》。他会在游记里编诗句,然后说是李白写的。他说这让自己很愉快,心里有一种破坏感。“反骨”大概来自家族遗传:他的“右派”舅舅被要求每天把悔过书交到办公室抽屉里,结果他每天放一根稻草;舅公是《红岩》里川东地下党负责人的原型;爷爷是江湖组织“袍哥”的成员……回忆起这些,韩松说他有空要写下先辈的故事:“应该是很魔幻现实主义的。”

韩松认为自己真正开始科幻写作是在1982年,他初三的时候。当时正热情憧憬现代化的中国迎来了科幻文学的一个创作高峰,第二次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的召开,也引发了中国的科幻潮。老师让学生们都写科幻小说去参加全国征文,韩松写了几篇,但都很不合时宜:一篇写一个人站在陨石坑边发呆,那个坑又深又黑,下面是一艘坠毁的飞船……另一篇写的是多年后中国的孩子发明了一种装置,可以把美国的航天飞机打下来,当他们到太空中做实验的那天,在地球上的孩子们突然很恐惧,觉得飞船会掉下来……这样的文章老师当然不满,就让他写了一篇中国人用自己的航天技术把熊猫送上月球的文章。韩松说这篇回归正路、符合潮流的文章写得他别扭死了。

他内心有强烈的要越界和破坏的欲望:“你说那是光明的,我觉得不一定。而且我觉得黑暗的东西比表面光明的东西更有力量。”这种喜欢在黑暗里寻求力量的风格,贯穿了他从学生时代到现在的作品。他觉得一个做科幻评论的人说得有道理:“所有的科幻电影最大的主题,就是人内心的恐惧,对未知的、宇宙的、人性本身的恐惧。科幻把人放在极端的环境下、放在思想实验室里测试,人心中的恐惧会很大强度地释放,而且正是对死亡和险恶生存环境的恐惧才支配人从猿到人到今天,创造了巨大的文明。”这大概能解释,韩松的科幻为什么那么黑暗、诡异甚至是惊悚。

关键词:新闻

■在这个高速发展、无例可循、难以名状的当代中国社会,现实比科幻还要科幻

1991年对于韩松有特别的意义,一是考进了新华社,二是《宇宙墓碑》获得“全球华人科幻小说征文大奖”,一切都离开起点,进入轨道。

武汉大学新闻系硕士毕业时,他报考了新华社。他拿了自己在《科幻世界》上发表的小说《青春的跌宕》和《天道》给招考老师看,老师看了很喜欢。韩松说这是他被录取的原因之一。他没想到国家新闻社能如此包容,直到现在,新华社对他写科幻都很支持。全然不像工程师刘慈欣那样不愿自己的写作被同事领导知晓——因为会被认为“不靠谱”。

韩松作为新闻人相当成功,不仅写了大量经济、文教、政治等动态报道,还写了不少纪实作品,比如九十年代有关克隆技术进展的《人造人》,还有曾经轰动一时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他很老实地说,其实这些作品都是被动的约请写作,自己只是完成任务而已,并没有想到会有什么大的影响。不料一本《妖魔化中国的背后》,还让美国使馆专门请他们这些作者去吃了顿饭。

繁忙务实的新闻工作,丝毫不影响他在另一个世界的想象和思索,他业余写了大量作品,尽管大部分因未发表仍只属于他自己,然而有限的出版已让他成为中国新生代科幻作家中不可替代的一员,他的作品甚至受到海外的关注,被译成多国文字出版。

总有人好奇他在两个差异巨大的角色之间如何平衡,他却觉得这根本是一回事:“两者差异是很大,一方面是政治、政策、宣传纪律以及事实的核准,另一方面却要天马行空、想象无边无际。但两者不矛盾,新闻也需要想象力,要从别人没发现的角度去看问题,科幻也是提供另一种眼光去看世界。”他向记者举例:当初北京地铁一号线打通时,媒体报道的角度基本都是“相关工程竣工”,只有一家媒体报道“地铁首次穿越天安门广场”,“这就是另一种眼光。新闻需要对世界的理解,科幻也是这样。做新闻追求真,科幻也是求真的。核心都是要一个更好的世界”。

他认为工作中遇到的很多事能触发创作灵感。“很多东西就是把平时见到的事情记录下来。”他认为,在这个高速发展、无例可循、难以名状的当代中国社会,“现实本身比科幻还要科幻”。

因此,当记者问他,科幻小说是否作者对现实的一种超现实表达时,他深以为然:“只不过是用别的手段和思想来描述这个现实,我觉得应该有更多的人来尝试这种表达方式,用这种方式来思考现实,他可能能得到一种很好的结论,或者平时看不到的东西。遗憾的是,科幻长期被定义为向中小学生普及科学知识的文体,被当作儿童文学,造成了中国科幻长期以来比较幼稚的恶性循环。”不过,为什么他的小说如此晦涩与黑暗?他说:“现实本身就是晦涩的、模棱两可、难以读懂的,每个人的版本都不一样。有些问题我自己都不明白,我看到的世界就是这样,写出来就是晦涩的,没有答案的。”

你看不到他在现实和科幻之间有什么纠结与困惑,他说:“写科幻能挑战任何不可能,做任何思想的试验,就怕你想象力不够。科幻的核心就是自由。”好在现在的环境宽松,所以他的创作都有机会出版。

小说之外的韩松,在自己的博客上也坦然地针砭时弊。而在很多人想象中,他那样的身份应该顾忌多一些才对吧?他却说:“我在单位做事的原则就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只要为国家民族着想,为推动社会进步,问心无愧,批评是没有错的。而且我们应该有一定的批评性。他想了想,又说:“一般人还是把我们的部门想得太刻板了,一方面确实我们做报道可能还不够贴近老百姓,需要改进,另一方面大家对我们有一定的误解。像我这样的人在新华社是很多的。”

韩松说话不紧不慢,据说是个讷于言的人。但他写字和处理事情却比常人要快,因此繁忙的工作之外,他不仅保持写作,还能时常更新博客。

韩松的传闻

■传说出门只坐地铁

回应:是。

至今出行基本上坐地铁。考到了驾驶本,但家里的车是夫人开。因为他说自己开车走神,而且公路眼花缭乱,让他很恐惧。坐在小汽车上也让他感觉不舒服。坐地铁公交则可以自由自在,也可以充分地出神。

■传说出门包里总是装着笔记本、手电筒、压缩饼干和水

回应:否。

他显然觉得这样传闻太夸张了。以前是带着小本随时记录。现在通常记在手机里,或者身上常常带着A4纸,随时记下来,放到抽屉里。他拉开办公室抽屉给记者看,里面满满地塞着叠成方块的A4纸,上面写满了他的各种想法和经历的事情:“这些都还没整理。”

电脑倒是随身带,因为他习惯用电脑写东西。做记者时常常领导在台上讲完话,他在电脑上也把稿子写完了。

■传说胆小

回应:不一定。

承认自己害怕坐飞机,不敢看恐怖电影,晚上睡觉要开着灯。

但是他说自己某些时候胆子很大,尤其是工作中。他敢签别人不敢签的稿件。他敢去考察“闹鬼”现场,并写出了纪实文学《“鬼”的现场调查》。写到小说中的恐怖场面并不害怕。

韩松论科幻

■关于科幻的爱与怕

好的科幻小说最后都是有宗教意味的,科技发展到了极致,很多东西还是解决不了,牛顿和爱因斯坦到最后都要追问上帝存不存在,第一推动是什么东西?这点对于写科幻的人来说是很吸引人的,中国是一个基本上没有宗教传统的国家,但是科幻写深了,进入宇宙边缘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恐惧不由自主而来,即便是面对电脑的文字也会产生敬畏。所以很多科幻作家不想去写现实文学,虽然现实文学也很伟大,但是一些现实文学纯粹就是把生活复制过来,看上去没有味道,还不如写得好的新闻报道。

■中国科幻与时代的关系

科幻本质上就是这个社会现代化的一种反应。很多外国人对中国科幻感兴趣,觉得科幻是观察中国的一面镜子。像我将要见的一个澳大利亚学者,他想研究中国的科幻,从中发现中国的未来在哪里。

中国的科幻很特别,最早推广科幻文学的人是梁启超、鲁迅这批人。你会发现每次中国社会要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中国科幻与之很合拍地兴起。第一波是在1903年清朝要被推翻的前夕,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被打断;第二波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50年代,现代化、工业化建设兴起,科幻文学又兴旺发达,“文革”开始被打断;到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又是一个科幻高潮,直至1983年被打断;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高速发展,直到提出科学发展观,社会进入了新的转型期……近两年科幻又开始受关注,我也在想,为什么?

我想人们有需求,文学品种中还蕴藏着未被挖掘出来的价值,而且科幻是一种特别能够表现时代变化的文学。这几年科技每时每刻都在影响人的生活,手机、汽车、互联网,深入到人生活的每个方面;还有国家科技的发展,从发射卫星到载人航天,到登月、火星计划;还有这些年的自然灾害,都让人想到科技能起什么作用。我觉得更多隐藏在背后的心态是: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里,人是什么人?还是过去的人吗?这样无节制地发展,人还能存在多久?会不会变异?会不会分裂?这种命题在科幻作品里表现得比较突出。

■科技背后人在哪里

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在中国同时存在,不同形态的文明反映不同的科技程度,这些差异把中国分裂开了,但是人越来越看不见了。就像地铁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了,但是设计里却缺乏人的因素。公路、高铁也是这样。我们要发一个报道,正是春运期间,我们的高铁多了,但是运载人的能力反而下降了,因为太贵或者不方便。

我们曾开会讨论过,专家都是把人拆成一个点、一个数字,都讨论每平方米里能站几个人,但是对地铁里人的心理恐惧、忧虑考虑得很少,所以像西直门地铁站,为什么里面要走那么远?有专家讲,设计地铁的人本身很少坐地铁,给地铁工程做验收的人很少坐地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但在第一的背后,人就小下去了。科幻小说就是要回答这个命题。

■中国科幻的现实深度

我觉得很多科幻作家写作的深度和锐度都已经超过了作协的主流作家。比如一个叫陈楸帆的作家,他原来在谷歌工作。他写的《鼠年》很让我震撼:他写大学生毕业了找不到工作。正逢国家生物技术发展很快,对外出口经过生物技术改造的老鼠,但是老鼠发生变异,造成了灾害。于是失业大学生就被编成军队到各处灭鼠。小说写得很残酷,对现实的拷问也很厉害。

还有去年获得台湾“倪匡奖”的丁丁虫写的《死亡考试》,他写未来社会完全以赢利为目标,医院要靠人活着来赚钱,人要死变成最难的。于是一个实在不想活下去的退伍老兵,只能到处托关系走后门费尽千辛万苦通过一项项考试,考取一张死亡证书。

刘慈欣的书就更多了,不只是现在的《三体》,他以前写的《中国太阳》、《乡村教师》都跟社会现实的关系很紧密,都很尖锐。王晋康写“文革”就跟王安忆写的很不一样,他的《蚁生》写“文革”里发明了一种蚂蚁身上的激素,注射到人的身上,把一个群体变成了乌托邦,那个社会很奇异。他还写到了孔子,把孔子那个时代写得像现在,到处有人在挣钱。公输般发明了飞机,孔子求他用飞机载自己去泰山求道。结果多年后发现泰山也是一部机器,孔子不断地在里面轮回,而未来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道。

现在很多科幻作品其实思考的是现实问题,而且写作正在超出从前较重工程技术、缺少文学性的老路。

注:本文原发表于2011年1月27日《北京青年报》,采写:刘净植。转载请注明原作者及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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